以法治火是人类生活中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，历来被高度重视。我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围绕“以法治火”，都制定了许多法规和法典，尽管与当代消防法规相比确有不健全和不规范之处，但是在不同时期与火灾作斗争中，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。
　　在“殷王法”中，有“弃灰于公道断者其手”的残酷的刑罚手段，也就是说，遗弃在道路上的灰烬复燃后酿成火灾的，要处以断手的刑罚。 
　　秦代商鞅变法时，有“弃灰于道者，黥”的刑罚，就是在脸上刺作记号并涂上墨黑，以示惩罚。 
　　周朝不仅设立了“火官”，而且颁布了“火禁”(火禁是关于防火的法规)。“火禁”规定：“二月，毋焚山林”，并告知庶民“城中失火有燃烧房屋之忧，野中烧荒有焚及山林之害”。 
　　西晋的《晋律》和南北朝的《大律》中，均有《水火篇》。 
　　汉代的“火禁”规定：“日夏至，禁举大火，止碳鼓铸，消石冶皆绝止。”就是说到夏至和立秋两个节气之间的高温季节，禁止放火烧荒和用木炭铸铁或烧矿石。还规定：“百鼓之后燃火者鞭一百，延烧一家斩五部都督。” 
　　唐代的《唐律》(永微律)是古代留存下来的比较完备的成文法。《唐律》规定的刑罚分为20等；笞刑5等、杖刑5等、徒刑5等、流放3等、死刑2等，其中关于用火管理的刑罚有失火、放火等条款，均列入《杂律篇》中。规定：“诸於山陵兆域内，失火者徒二年，延烧山林者流两千里；其在外失火而延烧者各减一等。”山陵兆皇，即域帝的陵墓莹地，规定：“诸 於库藏及仓内，皆不得燃火，违者徒一年。”规定：“诸失火及非时烧田群者笞五十，延烧人舍宅及财物者杖八十。”唐朝规定，为方便耕种而点火烧田野要在收获季节之后进行，“非时”是指2月1日至10月30日之前。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，气候不同，所以又规定“若 乡土异宜者依乡法”，何时准烧田，依照地方的法规(乡法)执行。 
　　宋代基本沿用唐代的刑律。但由于宋代的火灾增多，带来的损失严重，所以对火灾的肇事者的处理也比较严厉，并且对负有“领导”责任的失职官员也予以治罪，或降职。宋代首次制定了关于军队救火方面的规定。 
　　辽、金、元代，以法治火的力度较大。尤其是元代，有关火灾处罚的规定较为完备，不仅有对失火、放火的处罚规定，而且对百姓的日常防火也有明确规定。如“诸城郭人民，邻甲相保，门置火瓮，积水常盗，家设火具，每物须备”；“凡救火之具不备者罪之”。为了预防火灾的发生，有些城市还规定了夜间禁止使用灯火的规定。如在禁时以后，发现谁家灯火不熄，就在门上留下标记，次日早晨传其户主至官府询问，若无特殊情况，则处罚之。 
　　明代的法律，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删繁就简。《大明律》明确区分了“失火罪”与“防火罪”，增加了对离守人员趁失火之机侵吞财物以监守自盗论处的条款，强调对放火犯要查实证据，以防出现诬陷和不实之词等。 
　　清代于乾隆五年(1740年)重新制定了《大清律例》关于火灾处罚的条款，与《大明律》基本相同。 
　　民国消防的法律，是在删除清朝刑律中与共和下政体相抵触的有关内容后，有借鉴、有保留地制定出来的，其中有关消防内容的条款大多得到了保留并有所增加，于1928年3月公布的《民国刑法》包含了这些条款。在1928年7月公布的《违警罚法》和1943年9月经修订后重新公布的《违警罚法》中，也有消防处罚的办法。中华民国时期在消防组织、放火管理以及火灾统计方面，也有明确的规定。